1.《宋大贤》文言文中'自是亭舍更无妖怪中'是'指什么

是：代词，此、这。自：介词，由、从。自是：从此。

自是亭舍更无妖怪：从此，亭楼里再也没有妖怪。更：副词，再。

此语出自东晋史学家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

这一篇故事说：南阳郡西郊有一座亭馆，如果有人在里面住宿，就会遭殃。宋大贤以正道立身处世，来这亭楼上住宿，夜里坐着弹琴，也不准备武器。半夜时分，忽然有一个鬼来了，它爬上楼梯和宋大贤谈话，故意做出可怕的样子。宋大贤依然弹着琴，鬼便走了。一会儿，鬼在街市中拿了一个死人的头，回来对宋大贤说："你是否可以稍微睡一下呢？"便把死人的头扔在宋大贤的跟前。宋大贤说："很好！我晚上睡觉没有枕头，正想得到这个东西呢！"鬼又走了。过了很久鬼才回来，对宋大贤说："我们来打一架吧？"宋大贤说："好！"话还没有说完，鬼已经站在宋大贤的面前了，宋大贤便迎上去抓住它的腰。鬼只是急迫地连声说"死"。宋大贤就把它杀了。第二天去查看，原来是只老狐狸。从此以后，这亭楼里再也没有妖怪了。

2.《搜神记》中的《宋大贤》的翻译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

琴。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聍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

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

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

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无

妖怪。（出《法苑珠林》）

南阳西郊有一所亭楼，人不能在里边过夜。在里边过夜就会有祸事发生。本邑人宋

大贤坚持正义之道，曾经宿在亭子里。夜里，他坐在那里弹琴，忽然有一个鬼从楼梯下面走

上来，和宋大贤说话。那鬼咬牙瞪眼，样子很可怕。宋大贤弹琴如旧，并不害怕。鬼就离

去，到外面去找了一个死人头回来，对宋大贤说：“难道你能睡着吗？”于是就把死人头扔

到宋大贤眼前。宋大贤说：“很好。我夜里睡觉没有枕头，正想要弄个玩艺儿。”鬼又离

去，好久才回来，说：“难道你敢和我搏斗吗？”宋大贤说：“好！”话没说完，鬼已来到

他的面前。他便迎上去捉住鬼的腰。鬼只是焦急地说了个“死”字，宋大贤就把它杀死了。

第二天一看，竟是一只老狐狸。从此这亭舍里再也没有妖怪了。

3.哪位天才帮我找下这篇文言文的翻译~速求啊···南阳西郊有一亭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聍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无妖怪.（出《法苑珠林》）南阳西郊有一所亭楼，人不能在里边过夜.在里边过夜就会有祸事发生.本邑人宋大贤坚持正义之道，曾经宿在亭子里.夜里，他坐在那里弹琴，忽然有一个鬼从楼梯下面走上来，和宋大贤说话.那鬼咬牙瞪眼，样子很可怕.宋大贤弹琴如旧，并不害怕.鬼就离去，到外面去找了一个死人头回来，对宋大贤说：“难道你能睡着吗？”于是就把死人头扔到宋大贤眼前.宋大贤说：“很好.我夜里睡觉没有枕头，正想要弄个玩艺儿.”鬼又离去，好久才回来，说：“难道你敢和我搏斗吗？”宋大贤说：“好！”话没说完，鬼已来到他的面前.他便迎上去捉住鬼的腰.鬼只是焦急地说了个“死”字，宋大贤就把它杀死了.第二天一看，竟是一只老狐狸.从此这亭舍里再也没有妖怪了.。

4.少年行 译文

内容提要：论文认为，汉语的语音特点使得中国的一部分狐怪故事逸出了狐狸故事通常的发展规道，从而呈现出有别于普遍类型的特殊性。

中国早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狐怪化人的几类形象，既不是狐的自然属性与特征的人格化，也不是其文化属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於“狐”在中古语言中可以作为对胡人的歧视性称呼，很大一部分狐怪故事反映的是文化偏见下的西域胡人形象。

如果我们对这类小说加以审慎处理的话，它们将是十分珍贵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关键词：狐怪故事 西域胡人 文化偏见 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中，狐一直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由于其生物特征的制约，在不同文化的民间传说中它有相类似的文化属性，这种文化属性正如汉斯.约尔格.乌特（Hans.Jörg.uther）指出的：“由于狐狸在身体和智力方面所具备的才能，使他成了计谋、狡猾和阴险，甚至是罪恶的化身。但狐狸也不乏一些受到人们积极评价的特点和能力，如富有创造精神、关怀他人和乐于助人、动作快速迅速和谨慎等，亦即具有所有动物的特征：矛盾性。”

[2]在中国，狐不仅是民间故事、更是文人创作中的重要角色。狐怪故事在中国的各种物怪故事中是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且历时久远，成为我国文言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门类。

对于狐狸故事的类型与历史演变，学者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3]。但是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不同的语言特点在故事传说演变过程中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语言特点使得一部分狐怪故事呈现出有别于普遍类型的特殊性。

一、中国早期狐怪故事中的几类常见形象物怪故事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将狐狸这一类动物人格化。将动植物等人格化原本是文学创作尤其是民间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常见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过程并不是随意的，它往往遵循某种规律。

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就是在将动植物、尤其是动物人格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保留此类动物的某些自然属性和特征；即便是动物所具的文化属性，也是通过其自然属性引申而产生的。然而，如果我们考察早期志怪小说中狐人格化的途径，就会发现，中国一部分狐怪故事是沿着一条特殊的规道发展的，它们承载了其他文化区域所不具备的文化属性。

仔细阅读六朝志怪中的狐怪故事，就会发现：首先，六朝志怪对於狐怪故事和狸怪故事具有较为严格的区分。狐和狸原本不是一种动物。

狸，兽名，哺乳动物，似狐而小，身肥而短。《尔雅》〈释兽〉载：“狸、狐、貒、貈丑，其足蹯，其迹内。”

[4]《说文》九篇下“豸部”则说：“狸，伏兽，似貙。”[5]在六朝几部重要的志怪中，《列异传》、《甄异传》中均为狸怪故事、《幽明录》中绝大部分是狸怪故事；《搜神记》狸、狐并有，以狸为多；《搜神后记》则均为狐怪故事。

这似乎与小说作者的宗教倾向存在着某种关系，如虔诚信仰佛教的刘义庆等就尽可能避免记录狐怪故事，而《搜神记》、《搜神后记》的作者似乎不存在这种避忌，《搜神后记》的作者更是乐意搜集这类轶闻。如果我们撇开狸怪故事，专门来看狐怪故事的话，就会发现，狐幻化为人的最常见的形象有以下几类：第一类为博学多才之书生。

代表作有《搜神记》卷十八中的张华伏狐故事，大略说：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於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

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

经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摘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6]另外如《搜神记》卷十八载：“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

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

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

[7]这种形象在唐朝志怪中依然存在，如《宣室志》卷十“尹瑗”条，说是有白衣丈夫，敏辩纵横，词意典雅。后饮酒大醉，化为一老狐。

[8]第二类形象是诱人妻女之淫汉。此种观念产生较早，大约作於东汉初年的《焦氏易林》中，已经有老狐迷惑妇女之记载。

此书卷三〈睽〉之〈升〉说：“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坐涕诎指，或西或东，大华易诱。”[9]同卷〈萃〉之〈既济〉说：“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

[10]魏晋之时，此类传说转盛。《搜神后记》卷九载：“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

’乃与众寻见。岗顶有一冢，是古时穽，见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

乃放犬咋杀之。取视簿书，悉是人女名。

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11]。”

类似故事在唐朝志怪也有记载，如《广异记》“刘甲”条载河北某地美貌妇女经常失踪，刘甲发古坟搜寻到一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馀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12]第三类形象是劫掠行人之歹徒。

《搜神记》卷十八载：“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不设兵仗。

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眝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

5.《搜神记》、《世说新语》的主要内容、艺术特色及影响

魏晋时期，我国志怪小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而在众多的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搜神记》作者是晋人干宝，他父亲的婢女曾经死而复生，他的兄弟也气绝后又复苏，两人复活后都自称见到了鬼神，这两件事刺激了他，于是决定搜集“古今神祗灵异变化”最终写成《搜神记》。《搜神记》一方面表现了人对自然的屈从和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类力量的渺小。

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入试图支配自然的努力和愿望，如《李寄斩蛇》等。它既宣扬封建迷信，又鼓励人们战胜鬼神，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比如，像《张华擒狐魅》、《宋大贤杀鬼》就是这类作品。在有些作品中它散布奴隶屈从的思想，另一些作品中作者又鼓励人们与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如《干将镆铘》和《韩凭夫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思想的兴起和佛教思想的传人，以及朝代更迭频繁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人们渴望从神鬼世界里寻找一点精神的安慰。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志怪小说开始空前繁荣起来。

影响较大的有葛洪的《神仙传》，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等等。在这些志怪小说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干宝的《搜神记》。

就内容而言，该书第一卷到第三卷主要记载的是神仙方术的故事，其故事简略，内容单纯，少数故事曲折耐读。还有部分作品写的是仙女因为爱慕人间男子的嘉言善行，所以来与之配为夫妻。

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董永》和《杜兰香》。汉朝时候有一个叫董永的人非常孝顺，父亲死后没钱安葬，就自己卖身为奴筹钱办丧事。

买主知道他贤惠，就给他一万文钱让他回家守丧。三年服丧满后董永在去主人家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女子，说愿做他的妻子，董永带着她去主人家干活还钱。

只十天这个女子就织好了主人要求的一百匹双丝细绢。董永和那女子出门，那女子说自己是天上的织女，因为董永孝顺才来帮他，说完就飞走了。

《董永》这个故事反映了作家讴歌孝子善行的进步思想。此外像《弦超》篇写天上玉女的多情多义，也写的较有人情味。

第四和第五卷主要记载的是神灵感应的故事，其中第四卷的代表作《胡母班》情节较为曲折生动。卷六卷七原为“妖怪篇”，多写妖怪灾异故事。

第八到第十卷主要记载的是异梦等故事。第十一卷主要记载的是历史传说。

这是本书故事中的精华部分，其中的名篇有《东海孝妇》、《韩凭夫妇》、《干将镆铘》等。《干将镆铘》中，楚王让干将造剑，结果只因为干将未及时完成任务就杀人，突出了他的残暴。

干将的儿子在那位不知名的勇士帮助下报仇雪恨，其情节写的震撼人心，催人泪下。鲁迅先生后来根据这个故事改编成著名的小说《铸剑》。

《韩凭夫妇》则讴歌了韩凭与妻子何氏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批判了宋康王霸占人妻拆散有情人的卑鄙行径。韩凭是宋康王的舍人，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何氏，却不料被康王霸占，韩凭郁闷之下自杀身亡。

何氏在与康王登台时也跳台身亡，并留遗书给康王说希望死后能与丈夫合葬。宋康王很生气，故意将两个墓分开埋葬。

不久两个坟头上长出很粗的两棵树，两树交叉生长在一起，树上有雌雄两只鸳鸯夜夜悲鸣。 此外，像《东海孝妇》写周青被诬陷而冤死的故事，《范巨卿张元伯》歌颂真挚的友谊，写得都异常感人。

再之后，第十二卷写物怪变化故事，第十三卷写地名、泉名、山名等各种灵奇异物。第十四卷主要记叙的是各种神话故事和传说，如写侍婢感气而生子的故事，后稷的母亲踩到巨人的脚印而怀孕的传说，这些都体现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

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主要是记载鬼神的故事。第十五卷多是写人死而复生的故事，如《何间郡男女》写青年男女私相爱悦，经过许多磨难，最后终于结合的故事。

《李娥》写了还阳后代人捎书，阴阳相会等故事，都写得生动感人，富有人情味。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卷中有三个故事是写幽婚的，故事写的回肠荡气，令人读后不见掩卷深思。

第十七卷到第十九卷收录的是各种精怪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一部分写精魅如何害人，以及描写人在这些精灵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这类故事思想意义并不大。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精怪，像《胡博士》中聚集众狐狸讲学的老狐，以及《树神黄祖》和《刘伯祖狸神》中的精怪，都并不伤人，反而能帮助人，这些精怪的形象较为可爱。

还有更多的故事写人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魅作斗争，这些故事更有教育意义。第二十卷主要写的报应的故事，这些故事表现的思想复杂，其中多是写善有善报的。

总之，《搜神记》是一本想象力较为丰富的名著，值得我们仔细阅读。 以上资料参见：文小竹编著.《滋养青少年心灵的10部文学名著》.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10.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志人小说集，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层人物的精神面貌、人生态度和文化趣味。

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所刻三卷本，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36个门类。鲁迅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况为“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

（《中国小说史略》）它记述人物注重把握人物的内。

6.搜神记的编写意图是什么

《搜神记》撰写意图 文体定位 鲁迅第一次从现代意义上提出了志怪小说的概念，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意图作了经典论述：“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六朝人是否有意为小说，后世学者有的赞同，有的反对。代表观点略举一二：王恒展认为“干宝的创作实践了他的小说理论，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宁稼雨认为六朝人心目中的小说是不包括志怪作品的，六朝志怪小说的作者不是一种有意的自觉的创作活动。 干宝是否有意为小说，干宝自己如何看待《搜神记》？笔者试图通过深入理解干宝其人及《搜神记》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对其创作意图和文体分类思想进行探讨。

写“史” 《晋书・干宝传》中记载干宝因王导的推荐有了史官身份，并得到“良史”之肯定性评价：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

宝于是始领国史。其书简略，直而能婉，成称良史。

《晋书》把干宝与陈寿、孙盛等人放在同一卷立传，其意明显，即干宝的历史定位乃是史家。干宝领国史约十年，史家笔法练得娴熟，又有兴趣私撰《搜神记》，因是同时写作，可能《搜神记》会受史家写作态度的影响。

干宝在完成《搜神记》后曾请刘恢品藻，恢曰：“卿可谓鬼之董狐。”此事人《世说新语》的“排调门”。

同时代人刘恢的评价更证明了干宝创作《搜神记》是贯穿了写史态度的。 《搜神记・序》中干宝把自己的创作与写史联系起来，进行类比：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选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

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

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卫朔失国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然《公羊传》《谷梁传》所载均与《左传》不同。

吕望事周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司马迁记载了吕尚遇周的另两种说法。干宝担心读者质疑《搜神记》的失实，以《左传》和《史记》为例，为自己辩护“若此比类，往往有焉”。

但是“失实”并非“虚妄”之意，而是指很难做到“事不二迹，言无异途”，即亲自调查并作出唯一判断。干宝认为《搜神记》是有很大作用的：“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干宝以此比况，《搜神记》与主流著述（如史书）一样“所存者大”。

《搜神记》的部分文本材料取自史书，又部分文本被后来史书采用。笔者对李剑国新辑《搜神记》343则故事进行了统计，《搜神记》从《汉书》和《三国志》中直接取材约有26则。

《汉书》中主要取的是《五行志》的内容，如《犬豕交》《牛祸》《赵邑蛇斗》《长安男子》等。《管辂筮怪》《鬼目菜》《公孙渊》等则取材于《三国志》。

《后汉书》《晋书》《宋书》直接引用《搜神记》的材料约有61则，与干宝引用《汉书》《三国志》的数据不重复，占全书总量约五分之一。三部史书所引材料也多用于《五行志》和《符瑞志》。

由统计数据可见，《搜神记》的内容约有87则是和正史相重的，占全书总量近三分之一。难怪干宝将之比附于史书了。

《搜神记》的文本记述亦体现出史家的风格，如对彭祖坼生的论述。“彭祖者，殷时大夫也。

陆终生六子，坼剖而产焉。”对此，干宝作了分析： 若夫前志所传，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历代久远，莫足相证。

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儿，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斯盖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注记者之不妄也。

干宝举禹、契，又举近事屈雍妻生男儿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交待得一清二楚，足证信实，完全是史家的严谨态度。 《搜神记》中有些文本的叙事模式也体现出史家的特点，对此李丰��有所研究。

《搜神记》中有一些识妖除妖的事例大体一致，如《五酉》《宋大贤》《斑狐书生》等等，都是“先告知，再证明”的模式，李丰桥认为这种模式“只要反复印证一种历史的真实，并不特别设计出说话或小说的趣味性，这一情况恐非原本民间口述的原貌，而为史家据笔直书的实用功能所致。”笔者认为，《搜神记》中除《成公智琼》《谈生》《宋定伯》《倪彦思家魅》《紫��》等少数篇目注意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外，大部分文本叙事简约，体现史家“实录”风格。

释“易” 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可见，“明神道”是干宝的创作意图之一。

“神道”一词，较早出于《易》。《易・观》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孔颖达疏曰：“‘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