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广场舞扰民纳入依法管理轨道乃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但既然是“全国现象”，立法者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放眼更宽的领域统筹谋划，让广场舞噪音管理更具广泛性的警示意义。

审视广州市的做法，明显存在两个认知误区。

其一，“广场舞”起源于广场，散布于几乎所有公共场所，公园不过是其中一寓，而“重灾区”当在居民小区；其二，立法治理的重点不是“广场舞”本身，而是由此衍生出的“噪音扰民”，对“噪音扰民”应该是零容忍的惩处，对“广场舞”行为则需制度化的引导规范，而不是因噎废食强令禁止。

其实，对广场舞扰民的治理并非无法可依。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

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可能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必须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规定”。

这里既将“公园”纳入了立法范畴，也明确了“公安机关”的履职责任。

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确规定，对于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反复教育不改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处罚。

值得思考的是，既然有法可依，广场舞扰民缘何屡禁不止？在笔者看来，其关键还在监管不力、执法缺位。

究其原因，一是认知偏差。

舞者把娱乐健身看作是老年人的自由，缺乏公德之心和自律意识，乐在其中之余罔顾了他人的休息权利与心理感受；二是监管缺位。

监管者对广场舞扰民多以不告不究和息事宁人的态度视之，缺乏积极介入、主动作为的职业精神；三是制度盲点。

由于噪音污染处罚需要技术鉴定等举证程序，《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落实，还需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跟进。

而一般性的调解、劝阻未必奏效。

由此看来，制止广场舞扰民，需要的不是因噎废食的禁止，而应当是因势利导的规范。

一是通过对广场舞订立公约，对其活动作出时间选择、地点划定和音量控制等方面的行为规范，引导其提升公德意识和自控素质；二是对于不服管理、不听劝阻、恣意扰民者，则必须严格依法查处，不能姑息迁就。

相信，只要合理引导、强化监管、严格执法，广场舞扰民并非不可治愈顽疾痼病。